发展职业教育，在当下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?其一是分流高考的“负担”。对于广大农村子弟来说，在全国范围内，相对公正和大面积地改变身份的渠道，主要就是高考。所以在当代中国，高考不仅负有教育功能，而且还承担着层际流动的社会任务。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，这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艰难厮杀。但是对于城市孩子来说，高考同样残酷。一样参加高考，生活无忧的他们往往分数竞争不过挑灯苦读的农村学生。这么一来，城市里的家长有意见、教育主管部门也有压力。于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怪象：城市里的小孩回到小县城读书，城里的小孩被农村化，城市的教育水平要向农村看齐。

　　教育本应面向未来，但现在教育被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包袱所累。我认为，高考已经不堪重负，必须在高考之外开辟新的途径。这个新的途径，就是职业教育。当然，即使上了职业教育，今后依然可以上大学。职业教育，为社会的层际流动多开了一扇广阔大门。

　　职业教育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。第一，如果就地培训，那么可以大规模提高农民素质。而且如果就地工作，一来，将改变目前农村缺少青壮劳动力，老弱妇孺留守的积弱现状;二来，也能改变“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不认爹和娘”，农民工盲目进城后的“两头落空”的城市化尴尬。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大家一窝蜂都要往城市里面挤，也包含就地城镇化。就中国的现状而言，今后城市化的方向应该主要是后者。

　　第二，职业教育结合农村实际，能够脚踏实地推动当地农业进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，这也就是所谓的从根本上发展三农。 “教育要服务于主战场”，但我们一直以为这个“服务”就是指科研成果转化。其实，“培养人”才是根本地、大规模地、直接地服务于主战场。在德国，构成中产阶层的，主要是产业工人。一些国内舆论，总是喜欢把中产和小资情调挂钩。这不应该是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主流。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如果产业工人群体能够成熟壮大起来，将改变中国中产阶层的成分，使整个中国社会更加朴实。而这，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。

　　所以，职业教育和农二代地位的提高，是两方面互为作用的。一方面，通过职业教育，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的素质在提高;另一方面，社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、劳动环境也在改变。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，进入到改善后的劳动环境里，必将带来一种全新的良性互动。